父亲把田地转包出去

2020-03-01 17:14

2003年,留在矿上的王家兄弟只剩下老大、老五还有老六,三个人已经断断续续当了10多年炮工。这年农闲,他们像往常一样钻进井洞,可没干多久,老六就开始一直咳嗽,总觉得累,最后连路都走不动了。甘洛县的医生说他得了肺结核,让他别在矿山干了。

“哪想得到什么尘肺不尘肺的,只想多挣点钱。”坐在炭火盆边,王祖全避开升起的烟,眯着眼睛说。那时,他对生活最大的期望,就是“幸福一点,找个对象,回来好好过生活”。

按照当地习俗,白发人送黑发人,坟冢不能起在比自家屋子高的地方,也不能给晚辈扫墓。老五直到死都没有成家,连个上坟的人都没有。这些年,杂草从坟堆的石块里肆意地钻出来,青苔已经快把那里占领了。

王作礼有七个儿女,去世的老五和老六生前和他们住在一起。52岁的大儿子王祖全独居山下,有时会爬上山来看看他们。这个中年男人总是驼着背,矽肺二期让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老一些。

10年间,王作礼失去了两个儿子,还有一个已是矽肺二期。他的家庭被尘肺包围了,他的邻居也没能逃脱。在这个800多人的村子里,尘肺病患者至少有15人,至今只剩8个还在呼吸。

怕他的病传染,家里人单独给他备了副碗筷,饭菜也是单舀出来的。

人们口中的“小香港”,其实到处灰蒙蒙的,空气混杂着浓重的柴油味,与山清水秀的沐川相比简直是“两重天”。不过,那里的矿工挣得比沐川县城公职人员还要多两倍。对于一个只有3亩田的9口之家来说,这是条“划得来”的出路。

“砸也砸不死,烧也烧不死,没得问题了。”老五又嚷嚷着让父亲卖掉家里的牛犊,给他买药治病。

可最终迎接他们的还是不幸。新屋还没粉刷,老六就去世了,墙壁至今都保持着水泥本来的颜色,房间里显得灰沉沉的。

两个儿子接连生了“怪病”,都要拿钱吃药,王作礼心里很恼火。这个家本来就不富裕,住的还是土坯房,屋里连个电视机都没有。患有风湿的王作礼常常要走两公里的泥浆路,上山砍一百多斤竹子,扛在肩膀上再走一个多小时山路背到公路边,换三四十元贴补家用。

没人把这些白灰当回事。王家兄弟几个在矿上碰面时,也抱怨这里的空气让人恼火。可一转头,他们又商量着跟哪个老板干活时间短、挣得多。他们天真地以为,只要把自己洗干净就没事了,“就算灰尘吃到肚子里,最后也会排出来啊”。

老五王祖团还是单身,那段时间,他正四处找对象,刚刚认识了一个离婚、在县城有正式工作的女人。可从甘洛回来半年后,他也开始咳嗽,还咳出了血。

在老五王祖团之后,村里又有3个年轻人还没搞清自己得的到底是什么病,就稀里糊涂地死了。

老人的眼睛也不大好使了,他把电话号码放大几倍后抄在墙上才能看清。可关于杨才书的一切,他却眼明手快。这些天家里来了客人,他看见老伴在饭桌上只吃眼前的素菜,就探身夹了块肉饼放进她碗里。过了一会,他发现老伴一个人呆坐在墙角,转身又从厨房里拎了个炭火盆出来。

和老五同岁的李树权急得连连摆手:“我没得没得。我一点感觉也没有。我口罩捂得紧,干工干得起,走路也走得起,还能扛200斤竹子。我肯定没得问题!”

这时,它已经让王家三个儿子的肺部一点点地纤维化,最后变得像石头,压得他们喘不过气,压垮了生命以及这个原本就贫困的家庭。

起初,他们以为这种“怪病”是肺结核,后来又有人说是出去打工中了“铅毒”,直到几年后拿到诊断证明书才知道,这原来是一种名叫矽肺病的职业病,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尘肺病。

“哪个晓得他就死了。”王作礼平静地讲完那天发生的事情后,突然重重地说:“这个病,死也死不到,好也好不到!”然后,他又呆坐在火盆边,回到往日的沉默中。

可杨才书的心已经伤透了。有一次,王作礼带她出去散步。老两口牵着一根竹竿下山,走在前面的杨才书突然说:“我不想活了,不如一头栽下去。”王作礼劝她:“以前都没的吃,都活过来了。现在生活这么好,你还要死?”

这是王祖全第一次听到“尘肺病”这三个字。他模糊地意识到,夺走五弟生命的可能并不是肺结核,而是十几年前就被他们吸入肺泡的灰尘。

胸口疼得受不了时,他用秤砣砸自己的脑袋,因为没有力气,只砸出一个大包。他想摸灯泡电死自己,结果也没死成。

好脾气的他有时也忍不住抱怨:“钱没挣到,病弄到了,啥子名堂哦?”

说起这些事,王祖全低下头,重重地叹了口气。“哎,他们死了,我以后还不知道怎么死呢。”

老五生病那几年,村里好几个年轻人也出现了相似的症状。和王家三兄弟一样,他们都在甘洛县打过工,当的也是炮工。人人都以为这是肺结核。大家坐在一起打牌、摆龙门阵,背地里却偷偷说:“别跟他们得病的一起吃饭,要传染的。”

老六回家吃了大半年治肺结核的药,病没好,胃口倒变差了。这个三十出头的小伙子只要晚上脱了衣服睡,第二天起来就会感冒,半个月都好不了。

这个山清水秀的小村庄位于四川省乐山市沐川县。从成都出发,要换三趟车、使用三种交通工具,最后还得手脚并用地爬一段山路,至少花费7个小时。结果,74岁的庄稼人王作礼只用短短的19个字就向外乡人说清了他家的故事:“我有五个儿子,三个儿子生病,到现在死了两个。”

葬礼上,杨才书哭得昏了过去。家里另一个病人老六害怕了,他有些灰心地问大哥:“以后我怎么办啊?”

怕她伤心,王作礼和大儿子用塑料纸和竹竿搭了个屏风,挡在家门口,免得一出门就能望见老五的旧坟和老六的新冢。

这个家庭才刚刚告别了带着裂纹的土坯房。汶川大地震后,他们用政府补助的钱在老屋旁边盖了宽敞的新房。新家的大门上还贴着喜庆的对联:“出门求财财到手,在家创业业兴旺”,横批是四个字——“幸福之家”。

这个淘气、爱结交朋友的年轻人,变得脾气暴躁,一会儿要喝水,一会儿又要喝粥,等到母亲杨才书端过来,他又吃不下了,只是粗重地喘着气,脖子一下一下地向上抻着。

拍完ct,一位医生出来对走廊上的他们说:“你们几十个人,全都有问题。你们要抓紧时间。”

与脆弱的肺相比,王祖全更担心另一件事:“我们这些人越死越少,政策要是有一天没有了,又没人管我们了。我们现在还不是工伤保险,如果解决了就不操心了。”

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没有让他们的维权变得一帆风顺。甘洛县的矿山早就被政府收回后拍卖了,新来的老板说这些历史欠账和他们没关系。

老六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王作礼请人做好了棺材,就停在屋子里。诊断证明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帮助。这个爱说笑话的小个子,最后连话都说不完整了。他难受得在床上爬来爬去,疼得想用刀子捅自己的胸口。

2012年,沐川县政府为这些尘肺病人设立了一笔20万元的专项救助基金,供他们去华西第四人民医院治病。王祖全通过这笔钱去成都洗了肺。接连失去两个弟弟的他已经不抱什么希望,可医生告诉他,“洗一下会好一点”。

老六的职业病诊断证明书,叠成一个小小的四方块,收在纸盒里。拿到这张证明时,他已经病了7年,矽肺三期,相当于到了晚期。

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的甘洛县有丰富的铅锌矿资源,山上遍布的矿井就像马蜂窝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它被称作四川的“小香港”。本地和邻县的许多年轻人都去那里淘金,其中就有王祖全和他的四个弟弟。

对于这件事,1990年代中期“脱贫”的沐川县也觉得“挺尴尬”。县信访局局长解释道:“他们要求进入工伤保险赔偿,我们解决不了,我们只能关心他们的生活、就医和子女就学。这是跨地区的事,必须由甘洛来解决。我们也希望通过媒体呼吁,让对方认这个账。我们现在无能为力,也很尴尬。”

王作礼的心里其实也不好过。老伴这么一病,家里的活全都压在他身上。清晨5点多,他就要起床,烧火、烧水、做饭,有时还得上山砍点儿竹子。12岁就下地干活的他,如今身体已经吃不消了。

在矿井里拉了一个月的沙子,王祖全觉得不挣钱,改行当了炮工。他佝偻着腰爬进窄小的洞口,在岩石上打孔,把炸药填进去,再跑到几十米外点燃引线。他的防护装备,就是一只最普通的防尘口罩。

“她年轻,别人都说她漂亮。”尽管这段婚姻只维持了5年就因贫穷而结束,但提起那段光彩的日子,王祖全耷拉的嘴角终于扬起来,露出羞涩的笑容。

2010年底,一家网站的志愿者用摄像机记录下老六王祖华最后的样子。镜头中的他戴着鸭舌帽,穿着厚重的黑色上衣,喘气声很大,说话时脸上闪现出一丝不合时宜的幽默感。

要不是河南人张海超的出现,他们对真相的等待还会更加漫长。2009年,28岁的河南小伙子张海超在医院“开胸验肺”,打算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证明自己患有尘肺病。他的故事被媒体报道后,用人单位予以61.5万元的工伤赔偿。

“2011年的腊月。”“肯定是2012年的元月。”“反正是冬月!”

两年后,李树权突然感到心慌,觉得“有一股气在五脏六腑游走”。他感觉不妙,赶紧托熟人带他去临近大一点的县城看病。

儿子和竹子把王作礼压得喘不过气。“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痛。”他伸出一双皱巴巴的大手,揉着上面的关节。“他的腰杆也伤了。”坐在旁边半天没说话的杨才书心疼地插了一句。

杨才书在小儿子床边守了好几宿。王作礼刚替下她,老六睁开眼看不见母亲,嘴里叫着“妈——”。

不过,凑在一起闲聊时,也有人开始觉得事情有些蹊跷:怎么只有去甘洛打工的人才得这个病,家里亲近的人反倒没一个被传染呢?直到他们听说沐川县又死了两个工友,这才意识到这个病大概和自己的工作有关系,可能是在甘洛中了“铅毒”。

自从被鉴定出患有尘肺病后,王祖全和烟、酒还有辣椒告别了,就连他过去最爱的羊肉汤也不能喝了。有工友开玩笑说,得了这个病最大的遗憾,就是“与麻辣美味无缘了”。

这时,距离王祖全离开矿山已经快10年了。他终于看到了这些曾经被他们轻视、却夺去两个弟弟生命和自己健康的尘埃。

证明书上的铅字提醒他“一年复查”。但还没到一年,他就去世了。这张来之不易的纸,如今已变得褶皱、潮湿,一些地方甚至生了黄斑。

家中最小的两个儿子去世了,留下74岁的父亲王作礼和75岁的母亲杨才书。

“我们这些人,今天在这里摆龙门阵,明年后年还不一定活着呢。”王祖全驼着背补充道。

从医院回来,他没忘提醒同样去甘洛县打过工的邻居李树权:“你可能也得了。”

只有一年时间,老五的身体就垮了。他瘦得不成样子,走不了路,睡不了觉,躺在床上后背疼,坐在火盆边又差点一头栽进去。

老五是这些人中第一个去世的。看到他死前的样子,其他得病的人害怕了,有人说“不知道哪天就轮到自己了”。

当时他们认为,这是“自家倒霉,命该如此”。王祖全还劝六弟:“打工时不知道,得了病只能自己保养。”

“我已经完了,绝对完了。”清醒的时候,他不放心地对大哥说,“我要是死了,你们多照顾父母。我死了,他们以后咋办?”

王祖全的病在等待中变重了。别人给他拍照时,他努力想让自己看上去精神一点:夹紧双臂,手指贴在裤缝上,可后背就是伸不直。每天晚上,他只能睡两个小时,怎么呆着都难受。第二天下不下雨,他的肺比电视里的天气预报还准。他跟别人说自己已经看开了,“死也死不了,活也活不了,还是要吃饭,反正怎么都要吃饭。”

这条熟悉的山路,王祖全曾经一口气就能跑上来,现在歇上三四次,还喘个不停。1988年农闲,27岁的他就沿着这条泥泞的小路走出大山,去甘洛县的铅锌矿区打工。

邻居李树权这天也在。他伸出左手,掰着手指,总结似地发言:“我们村15个尘肺病人,现目前还有8个。我算过的,他们这里两个,付代金、陈谢培,邵洪兵,杜正才、陈谢忠,死都死了7个了!”他每放下一根指头,就意味着一个生命的逝去。

那一年,甘洛县的矿山发生了塌方事故,四川省政府要求对非法开采的矿区进行整改。被遣散的工人忙着找其他活路,没人在意王家老六的这种病。

洗完肺的王祖全还是没什么精神。他总是“哎哎”地叹气,觉得洗肺其实也“没多大效果”,又听说洗完肺还需要注意保养,就更不敢再洗了。他对未来已经不作打算,“今天过了,明天过不过都无所谓,反正知道自己早晚要死。”他哈着腰说。下午4点,屋里已经有点暗了,火盆里的炭烧成了灰。

老六去世整两年了,如今,他的坟也长出了荒草和青苔。家里没人主动提这件事,王祖全在成都打工的儿子回来看见了,心里有点过意不去。这个书没读完就离开家的19岁年轻人对父亲说:“六叔的坟是土堆堆,我以后挣了钱,给他垒个砖块块的。”

实际上,五弟去世时,王祖全已经感觉自己的“铅毒”也发作了。他心慌、胸闷,症状和老五、老六刚发病时一模一样。这个原本一天能挖半亩地的男人,现在跑得稍微快一点就觉得累。2006年,他去县城看病,医生指着他的肺部ct说,上面有“小点点”。

灰尘让王祖全看不清一米外的人。从井洞出来,他满脸白灰,咳出的痰里也带着灰。在那种环境里,连老父亲都认不出自己的儿子了。1991年,王作礼在甘洛矿上做过5个月的饭,他只记得有人从洞里钻出来,但四处都是灰尘,根本看不清他们的脸。

王祖全他们到甘洛县法院起诉,对方不受理;到省里上访,信访局的人说:“你们这个由当地政府解决”;回到沐川,政府官员又说:“我们当地政府困难,只能向上汇报、请示上级领导。”

王作礼的腰弯了,浑身的关节都在疼。杨才书整宿睡不着觉,白天呆坐在炭火盆边垂着头打瞌睡,连拐杖摔在地上都没听到。空荡荡的屋子里,只有他们养的公鸡蹦来蹦去,神经质地叫个不停。

2011年1月31日,距离春节还有两天。躺在床上抻着脖子日夜呻吟的老六,让父亲抱他去解手。这个40岁的男人已经瘦得只剩60多斤了。到了厕所,老六解不出来,王作礼又把他背回屋里。他本想把儿子放在竹椅上歇歇,可老六的身子一下滑到地上,王作礼回头才发现,儿子已经停止了呼吸。

李树权懵了,他带着胸片又去成都的华西第四人民医院(四川省职业病防治医院)检查。医生只跟他说了一句话:“不用再查了,已经照得很清楚了,就是尘肺。你赶紧找你的老板打官司吧。”

就连乡里的医生都提醒过一个村民:“你要注意喽,你们村那么多肺结核,你跟他们一起,别被传染了。

再过几天,又是除夕了,这个家却没什么过年的气息。王作礼打算杀一只鸡,他没有力气再养猪,房梁上挂着的腊肉是女儿从山下背来的。今年他不打算放炮竹了,因为老伴耳朵不好,自己也没心情。

“你的肺有问题,不能去打煤矿了,要好好调理。可能是尘肺病,这个病凶得很。”医生说。

“我总有一天要死的,我不可能死在这个屋里。弟弟妹妹会有看法的。”坐在父母家的火盆旁,他压低声音说。早已失去劳动能力的他,如今就靠县政府每个月300元的补助和100多元的低保生活。

有半年时间,杨才书和邻居说着说着话,眼圈就红了。好不容易缓过劲来,昏昏沉沉的她又在菜地里摔了一跤,半个身子都没了知觉。出院后,她的腰伸不直,只能靠手里的竹竿支撑身体。

在屋里叫唤了两天后,36岁的老五王祖团死了。谁也说不清他最后到底是什么样子,只记住了那惊心动魄的一刀。直到老五咽气,全家人依然认为夺走他生命的是肺结核。杨才书把他用过的碗筷在屋外摔碎了,怕勾起伤心事,又把他的照片烧了。如今,这个家中找不到一丝他存在过的痕迹。

那时,远在四川山里的这个家庭已经快撑不住了。老六的病越来越重,每隔一段时间,王作礼就要踩着泥浆路,徒步两个小时去乡里给儿子买药,每月药费六七百元。他向妹妹借了1万元,至今没还上。

那一次,沐川县经医学鉴定确认的尘肺病患者共有47人。王祖全是矽肺二期,邻居李树权也是矽肺二期,老六王祖华已经是矽肺三期。

老六去世后第二天就是除夕。邻居帮忙把他的棺材抬到竹林里埋了,和老五相隔不远。送走乡邻,已经到了吃年夜饭的时候,家里人都没胃口,随便弄了点剩饭剩菜将就吃了。在他们的记忆里,那个本该热闹的夜晚冷得很,天空飘起了雨和雪。

“我们五弟兄都是干这一行的,死了一个。”他想了想,瞪大眼睛补充,“他死了5年哦。”

村里人还在羡慕这些“先富起来的”。看到拎着水果回家的他们,有的邻居用夸张的语调招呼着:“哦,挣大钱的回来喽!”

住在县城的弟弟雇了辆面包车赶来,背大哥下山,去县医院缝了7针。这道伤口留在王祖全的头皮上,现在还时时作痛。

王作礼的身上还背着儿子治病时欠下的债。他对生活的希望,只剩“快点还上钱”这么简单。可当家里的外乡客人要把钞票塞给他时,老人却连着往后退了几步,退到了墙角。他摆了摆手,扬起下巴说:“这是你个人的钱,我不能要。”

王祖全洗了4个多小时,全麻苏醒后浑身都没力气。护士拿来一个玻璃瓶让病床上的他看,里面的水是黑色的,还有很多“垃圾”沉在瓶底。

王祖全山下的那间大房子,曾经被村里人羡慕的砖木结构大屋,也已变得残败不堪。如今,只有他一个人住在里面,屋里四处堆着杂物,下雨时屋顶还会漏雨。因为骑摩托车时不小心摔到山下,他磕破了头和膝盖,这些天只能住在山上的父母家。他打算赶紧去县城租一间百八十块钱的房子,自己的屋子就快不能住人了。

2005年冬天,老五病得“心里发慌”。他藏在屋里的石磨后面,冲出来毫无缘由地给大哥头上一菜刀。王祖全捂着头,血顺着手指缝流下来。要不是老五病得没有力气,这刀下去他就起不来了。

做完职业病鉴定3年来,包括王家老六在内,村里又死了3个人。死的人一多,大家连日子都有些记不清了。这天下午,在王作礼家围着火盆摆龙门阵的几个人,为一个工友去世的时间争了起来。

住在大山深处的王作礼一家就快喘不上气了,尽管那里遍地翠竹,被称作“天然氧吧”。

去甘洛零碎地打了4年工,31岁的王祖全实现了自己的愿望。他娶了比自己小10多岁的姑娘,还用打工攒下的一万块钱在山下的公路旁盖了80平方米的砖木结构新房。第二年,他们的儿子出生。

就连曾经羡慕他们的村里人也说起了风凉话:“找政府也没用,你自己去挣钱得的病,与政府有什么关系?”

同村的工友在手机上看到张海超的新闻,才知道原以为只能“自认倒霉”的职业病,也属于工伤,可以得到赔偿。可他们当初并没有和矿主签订劳动合同,矿山整顿后这些矿主早已不见踪影。沐川县几十个生病的工友联名给卫生部写了封信,很快得到了批复。他们拿着“红头文件”去信访局开证明,租了辆大卡车一起去乐山市疾控中心做鉴定。

老五的病来得比老六更凶。父亲把田地转包出去,拿了4000元送他去山西治疗结核病的专科医院,治了一个多月,钱花光了,病却不见好转,最后只好回家继续吃普通的感冒药。